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在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的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作了题为《共享全球科学——从“共智”到“共治”》的报告。

报告中，杨卫谈到中国的学术产出和影响力总体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期刊平台的发展仍然滞后。对此，他给出了一系列解题思路。以下为发言整理。

期刊发展速度不及学术产出速度

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到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居世界首位。中国的学术发展路径基本相似，但速度落后了十年左右。

大约在2010年前后，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的22个学科中，中国的国际影响逐渐显现。到了2020年，中国的学术产出量与欧美大致相当。

2010年爱思唯尔公布的全球被引量最高学者排行榜中，前1%的学者里，中国占1%左右。2013年是3%，2020年大约是10%。

而我国期刊的发展速度又大约再落后十年。

世界通用数据库中，中国的论文发表量基本占到全球的20%，已经超过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也超过了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

但中国本国数据库论文有100多万篇、SCI有50多万篇，还有很大一部分中文论文没在SCI和Scopus数据库里。

中国的5000多种科技期刊，大概有400多种被SCI收录，有700多种被Scopus收录，也还有大部分没有被全球数据库收录。

从影响因子看，20年前，中国按领域加权的影响因子大概只有0.4多一点，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了1.0这个世界平均线，可以说论文总体质量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还大大低于欧洲、美国的均值。

但是，我们也可喜地看到，全球被引量排名前1%的研究中，中国在过去20年也在一并发展，到2019年我国被引量排名前1%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追上了欧美。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疫情之初由中国作者投稿的一批文章，成为这个领域中早期的、经典性的文献。《柳叶刀》发表的COVID-19相关论文是188篇，中国作者参与了41篇，大概只占20%多一点，但被引量有9614次，总被引量是11000多次。可以说在COVID-19领域，我们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学术产出。

期刊共治之难：平台发展滞后

我国期刊发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流失，高质量论文的流失。据统计，中国作者所发的SCI论文里，大概只有不到8%的论文投到了中国自己办的SCI期刊。

二是弱小。从期刊平台讲，我们还处于比较弱小的地位。据中国科协的统计数据，JCR期刊数量世界前十的国家中，中国有241种，美国有3052种，是数量级上的差距。

三是分散。JCR一区期刊中国目前有81种，对比英国731种、美国1029种，远远落后。必须经过爆发式的增长，我们才能被国际期刊界的同行看见。

四是慢进。我们高质量期刊的发展并不算快。2010年到2019年，中国JCR期刊数量从132种变成241种，增加了一百多种，而同期全世界JCR期刊的增量为1300多种。

国内最好的期刊，和在国际上最好的同类期刊比，还有一定差距。要想把影响因子和载文量同时提上去，这个过程还比较艰巨。比如Cell在195种期刊中的学科排名是第二，《细胞研究》是第七。Cell的影响因子38.637，总被引频次超过25万，《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是20.507，总被引频次大约是1.6万。

世界名刊往往是影响因子高，体量比较大。而我们这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在向上攀升，但载文量的增加还不是太多。

另外，国际期刊界的一些变化，比如开放获取出版开始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出现新的销售模式，这方面我们没有积极参与，目前还落后几拍。

开放获取期刊有混合型期刊和全开放获取型期刊，现在有混合型期刊向转化型期刊过渡的趋势，即开放获取的比例越来越高，比如比例达到75%的时候变成全开放获取型期刊。这样的实践过程，国内还没有先例。

我们现在很多期刊最开始是开放获取，影响因子上去以后就开始收费。这是处于后发状态的一种发展思路，但还是与国际上的发展节奏差一两拍。

我们的期刊平台之所以滞后，有四个方面的症结。

第一是分布状态小、散、乱。

第二是办刊态度比较保守。

第三是科学期刊编辑中，年轻专业人才缺失。但国际上有评论说中国期刊状况逐渐好转，原因之一是我们开始招一些年轻的、专业化的科学期刊人员，这是处于积极向上、扩张态势的反映。我希望我们的科学期刊编辑，不要成为科技人员里地位比较低的群体，而是单独的、有职称系列、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的一类群体，这样才能适应发展的态势。

第四是数字期刊平台还比较落后，CNKI尚不具备与ESI、Scopus等竞争的水平。

四种驱动模式促进高质量发展

2019年中国科协等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战略思路。基于这个思路，期刊发展有一个“四轮驱动”的过程。

首先是典型驱动。2019年中国科协牵头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先树立了一些样板，比如22种领军期刊、29种重点期刊，然后是199种梯队期刊，还有最近科协刚评出的30种高起点新刊。

第二是模式驱动。现在开放获取获得国家支持，有的期刊一开始不收APC（文章处理费），等影响因子变大以后再收费，现在基本上是采用这样一个模式。一开始估计是有效的，但将来万一“断顿”了怎么办？还需要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第三是数据驱动。数据平台的建立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介。我们现在也开始打造兼顾国际和国内影响的分析工具。采取的方式包括资本共融、数据互联、经验分享、技术互鉴、线上共赢等。

最后一个“轮子”是合作驱动。很多国际科技出版界的人士都在为中国同行的奋起加油、出谋划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如何做科学编辑的培训、怎么推出领域新刊等。通过国际上一些较大的科技出版平台，培养出一支主编队伍，这支队伍能够把我们国内期刊的水平慢慢带上去。（杨卫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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